朱利平（以下简称朱）

庞院长您好，2022年我们广西民族大学（以下简称广西民大）将迎来建校70周年的庆典，特别想请您回顾一下外国语学院（以下简称外院）的发展历程，以及老一辈外院人在此过程中的贡献。首先，请问您是哪一年到这里工作的？当时我们整个学校，还有外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？

庞林林教授（以下简称庞）

我1966年从广西师范大学本科毕业，刚好遇上文革，只能留在学校，就地参加“文化大革命”工作，按月领工资。文革结束以后继续求学，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就要求分配来这里，算是如愿以偿吧。那时我们的校名是“广西民族学院”（以下简称广西民院），各方面都很落后的：通往南宁市区的公共汽车只有4路车，我们学校是终点站，两毛钱车费就可以到市中心朝阳广场。记得当时车少，人也比较多，每到星期天，等候上车的队伍得有一两里路长。那时我们学校属南宁市远郊，大家都叫它“西塘乡”，而不是“西乡塘”，也就是乡下了。学校围墙外面，都是乡村经济、乡村环境。我们学院始建于1964年，当时称做外语系，学生不多。那个时候的国民经济，整体来说很不发达，正处在蓄势待发的萌芽阶段，各行各业都比较萧条。当时我们国家跟东南亚的关系也不太好，81、82、83年招生人数都不是很乐观。英语专业招生比较多，除了正规的本科生、专科生，还办“师训班”，以及各种各样的短训班，因为各地都缺英语老师。从招生规模和收益来讲，英语专业对整个外语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如果没有英语专业，外语系的日常开支都成问题。有了短训班的收入，外语系的创收是整个学校各个系里面比较好的。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。

朱:

不容易啊。那越、老、泰专业的学生呢？全是本科生吗？师资情况如何？聘有外教吗？

庞:

是的。越、老、泰专业招的也是本科生。不过，生源不太稳定，有时两三年才招一次，每次只招一个班。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一是生源问题，那时我们跟东南亚没有什么业务往来，毕业生也找不到对口的岗位。另外，我们本校的老师不多，也没有外教。那个时候，除了北京、上海这些中心城市，其他地方院校基本上还没有“外教”这个名词，聘请外教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——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，另一方面也没有相关经验。再说了，来这么偏远的地方，就等于下乡插队。我们越、老、泰的师资完全是国内的，包括从海外的归侨。60年代初期，东南亚国家曾有过几拨排华的浪潮，不少华侨就回来了。上级就从归侨里面选出一些老师，解决我们的师资问题，所以我们大部分老师是归侨。

朱:

这么说来，当时越、老、泰的师资并非该语种的大学毕业生，那么聘用的标准是什么呢？

庞:

这些老师的确不是小语种专业的本科毕业生，学校也没有具体的聘用标准。当时人才缺乏，只是折中之举。比如泰语专业的元老房英老师，泰国高中毕业后回国，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，和朱慧珍等老师同时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后就到我们学校教泰语了。另外，也有归国前就已经完成初中、高中学业，回国后学了其他外语专业的老师，基本可以在这里从事基础语言教学。比如说老挝语的元老李起朝老师，是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但是老挝语学得相当不错。事实证明，李老师很会教书的，享誉海内外的陶红教授就是他的学生嘛，65年入学的。可以说，这批归侨对于小语种专业的起步非常关键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。

朱:

真是万事开头难呐。那么，五个语种的教学工作是如何趋于稳定的？期间经历了哪些重大变化？

庞:

改革开放头几年还可以，之后却并非一帆风顺。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差，和越南的关系直到80年代末还没解冻。当时招生都成问题，有些语种四年都不招一次生。直到90年代初，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才慢慢解冻。九一年底、九二年初，我们和越南的关系才慢慢和解，之后才开始有人员往来。记得当时我们是通过曾瑞莲老师等归侨，才跟越南的学校联系上的。对方开始派一两个老师过来教学，这才开始有个别外教，很稀有的。我们这边也开始派人过去进行零星访问。也就在91-92年这段时间，我作为系主任参加了学校组建的代表团去越南访问，朱耀枢但任团长（时任广西民院副院长），万辅彬（时任广西民院院长助理）随行，曾瑞莲老师担任翻译。我们访问了越南河内师范大学、越南国家外语大学、越南农学院、农业大学等几个学校。

可以说，我们的出访打破了坚冰！但在当时，一路上都是提心吊胆的，一来边境地雷还没排完，而且我们在过了国境线“零公里”的地方还差点遇险，现在回忆起来，实在是九死一生。你想啊，我们中午就过了国境线，到越南边境站了，邀请我们去的学校却没有派车来接，以致我们滞留在边境站六个小时之久。之后，我们通过公安部门跟越南的边防部门联系，但他们仍派不出车来。眼看天快黑了，我们既不可能退回中国，也没法在边境站过夜。幸好，边境站有警察要去河内，就派了一辆警用吉普车，搭上我们一行四个人去往河内。路上颠簸了一夜，又遇上狂风暴雨袭击河内地区，车速很慢，沿途狂风、树枝不断袭来。在距离河内大约50公里的地方，一棵大树被风吹倒了，就倒在我们那辆车前方两三米处。假如砸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是我们第一次领教东南亚风暴的破坏力。就这样，我们下半夜才到河内师范大学。下车后，我们敲门说明来意，请门卫打电话，他们的国交处长才出来接待。在越南访问期间，我们和这几所学校交流了办学情况，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协议，决定先互派教师，之后再派留学生。从92-94年，这几所学校都派有外教来上课。

现在看来，这次访问意义重大，开启了两国越南语教育教学交流的新局面，也奠定了我们在东南亚各语种教育的领先地位。此外，归侨在口语教学方面的优势很突出，加上我们学校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等因素，到了93、94年，老挝语和泰语专业的中外交流也起步了。95年之后，所有专业都慢慢走向正轨。不过那时候是我们这边单向派学生过去，他们那边却没有派学生过来，主要是我们国家财力有限，无法负担外国留学生的补贴。整个广西，不论是学校、机关单位，还是个人，资金都非常匮乏！就南宁而言，即便如今最繁华的埌东一带，95年之前也跟西乡塘一样，是远郊；之后经济发展才慢慢走上正轨。当时，我们学生出国留学一年是自费的，不要求所有学生都出去，每个班也就去10来个这样，由学校负责联系国外的学校。到了90年代末，每个语种基本有了外教，师资、办公条件均有所改善，比如办公室有电脑了。

朱:

我1999年毕业到这里工作，的确感觉办公条件简陋，不过外教却是年年有的。印象特别深的是法语外教比诺老师在这里坚持了好多年。听说我们给外教的报酬并不高，是什么让外教安心留下的呢？

庞:

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个过程，办公条件也得一步步来改善。我记得办公室配备空调是在2003年，那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。说到外教，学校给的报酬绝对值都不高，因为那时整个中国都是贫困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每月能收入两三千块钱，已经是鹤立鸡群了。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差的，当万元户也只能是个“dream”，对不对啊？相较而言，外教的收入比本土教师高很多了。当时国内消费水平也不高，虽说不能拿着这个报酬随意往返他们国外的家，在南宁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。至于比诺老师，是不太在乎报酬的。她希望了解中国文化，对中国文化很有亲近感；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我们的师生都非常热情，在许多方面都令她感动。在历任外教当中，她在我们学校呆的时间最长，有五、六年之久。

朱:

真心佩服这些外籍老师。不过，常年缺编，繁重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主要还是靠国内的师资。您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身体健康对于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，自己也坚持锻炼。记得有一年我们集体到桂平西山开展活动，您第一个登上了山顶。请问您是如何得出这种感悟的，健康的身体对于工作的促进作用有哪一些？

庞:

健康历来是工作的本钱，“三好”包括身体好、学习好、工作好，首先就是身体好。如果身体不好，学习工作也不会好。毛主席说：“欲文明其精神，先自野蛮其体魄。”这都是在情理之中的。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，要应付繁重的学习工作任务是不可能的。一路走来，教学、科研和工作的压力都非常大，所以我也没能坚持日常体育锻炼，只能说是抽空锻炼。

90年代的外语系，师资力量非常薄弱，英语专业教授只有我一个，似独木一根。那时候，像我们这种地方院校，对全国各地的人才谈不上有什么吸引力，更不可能去吸引高层次人才，只能靠这根“木头”来支撑。作为系主任，又是唯一的教授，我不做，谁来做？接连送老师出国进修那两三年（95-97年），我身兼三职，系主任、专任教师、代课教师。也就是说，我一个人做行政工作、搞科研，还有承担英语本科高年级几乎所有的专业课程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先送潘华慧老师出去进修一年；她从新加坡回来以后，又同时派钟小佩和潘克建两位老师出去一年。当时也有过顾虑，都派出去了，教学师资怎么解决？不派出去的话，将来又怎么维持下去？最后还是下决心送老师们出去进修。那几年我是连轴转，一到办公室就埋头赶紧处理公事，到了上课时间还得去上课，都没时间考虑是否扛得住。那两三年实在是非常艰辛，但我也乐于承担，毕竟我是系主任，又是业务骨干。既然外面请不到更好的师资，我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住，培养自己的队伍。

朱:

咬牙坚持，这是个艰难却很有远见的决定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体育精神吧。另外，我想起十多年前，有一次系里开大会，您在会上说：“将来我们的办公室秘书都得是硕士毕业的！”请问这个底气从哪里来？或者说，是什么特别的经历让您如此笃定？

庞:

本来呀，事物总是要发展的，不会一成不变，而且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发展的。当然了，也可能正相反。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大地，的确有一件事，使我深信国家已经不可逆转地向好发展。记得我是89年公派去美国学习的，当时上级已经批准我八九年秋季出发，签证都已经办好了。但是那年恰逢“八九政治风波”，我有些许担心去不成了。还好，邓小平同志意志坚定，指挥得当，两三个月后就慢慢平息了。我九月份如期去了美国，呆了3年，91年才回来。在此期间，邹世诚是代主任。毛主席曾经说过，邓小平同志是“柔中寓刚，绵里藏针。外面和气一点，内部是钢铁公司。”可见他办事果断，有大智慧。

从我个人的经历，以及国家方方面面事情的发展轨迹，包括从贫困到小康，从90年代早期人才的极度匮乏到90年代末期人才层次的缓慢提升，再到新世纪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，还有国际环境，大趋势都是逐渐向好的。我们外语系是99年底更名为外院的，包含了所有语种以及大学英语部，之后的几年发展态势也比较好，没有荒废任何一个语种，是全区语种最多的。回过头去看，80年代中末期以及90年代初期是艰难的，当中还有些波折，如果当时不采取措施，非通用语种可能都办不下去了。具体来讲就是分配问题，当时主要靠英语专业办各种培训班增加一点补贴，法语也有一点，但不多。当时工资非常低，我们系还算是学校里面创收比较多的单位。在分配的时候，我就主张整个系一盘棋，办学所得由系里统一支配。这样一来，才稳定了大局，留住了师资。要不然泰语专业房英老师可能就是光杆司令了！

之后情况慢慢好转。到了2000年，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发展起来。由此，我坚信人才只会越来越多，层次也只会越来越高。国家培养的这些人才都要走向社会的，必然也有走向高校的。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师资力量肯定会越来越强。

朱:

这么说来，凝心聚力是我们外院的发展秘诀之一了。此外，我觉得“3+1”这种教学模式是非通用语种办学成功的另一个秘诀。请问这是一开始就商定的，还是慢慢摸索出来的？

庞:

我们的学生出国留学始于90年代中期。一开始也没有固定的说法。实行了两三年以后，我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就基本定下来。学生三年在本校学习，一年出去留学。当时不要求全部都出去，有经济能力的就去。我们的培养方案是承认国内外的学习成绩，自费出国。到了2000年之后才有出国留学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政策。这也是大环境决定的。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并非一帆风顺，也有过“姓资”“姓社”的激烈争论，一直到邓小平同志九二年的“南巡”讲话，再一次肯定改革开放是对的，一定不能够走回头路，之后中国经济才再次走上正轨，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。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各种资助政策的完善，从2000年起，我们的“3+1”模式才慢慢推广至全体小语种专业，所有同学都出国留学一年。

朱:

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不仅小语种越办越好，英语和法语专业成功申报了硕士点，而您也在坚守岗位22年之后，等来了退休的生活。退休以后，您却没闲着，一直做督导，请问是什么促使您做这样的决定呢？做督导的意义何在？

庞:

我60岁卸任外院院长，65岁办理退休。因为整个学校就20来个正高职称的教师，只好坚持。早在我退休之前，主管全校教学工作的朱耀枢副院长就有意让我来做督导了。之所以应承下来，主要有三点考虑：一是因为他长期主管教学，而我是系主任，工作往来较为频繁，彼此熟悉。领导肯定我的能力，这是一种荣幸。二是情义问题。领导盛情邀请，也就不便推脱了。三是师资成长的需要。2008年起我们学校发展步伐加快，新进了许多年轻教师。新进人才在有些方面不够踏实，比如工作经验不足等等，需要有人从旁指导。督导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监督和指导，需要学识和经验，更需要权威性。假如你所说的没人相信，那还谈什么督导？就外语专业来说，当时亟需这样的人出来担当。虽说我已退休，不在一线工作，还是愿意从旁观察和提点一下。再者，我也很愿意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反思我们的外语教学工作。之前是从院长的角度，多以布置任务为主；做督导可以深入课堂，了解青年教师的教学工作，助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。综合以上考虑，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
朱:

向您致敬。您听过我好几次课，也给了很好的建议，非常感谢。相信很多青年教师也有同感。经过您以及老前辈们的接力奔跑，现在我们外院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了，比如接连成功申办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，引进人才的层次越来越高，原有教职工也在不断成长和进步。您对这些变化有何看法，对于学院未来发展有何期望？

庞:

退休以后还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，我也很高兴。看到学院和学科的良好发展态势，我倍感欣慰。你刚才提到接力奔跑，的确要有这种积累过程。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，一个学院和学科的发展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。任何一个单位的实力提升，都不可能凭空而来，就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，也不可能是在原始社会上面建的。先有“辛亥革命”推翻了满清的统治，成立了共和政府。国民党基本统一了中国，基本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。这些都是精神以及物质的积累。所以说任何成就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取得的。

就我们学院而言，在我之前有一些老前辈积累了最早的家底，比如归侨是我们五个语种的宝贵的师资。入职之后，我从1984年做外语系副主任，之后做主任、院长，一直到2003年退休，前后19年主管教学工作。总的来说，我感觉任何人都只能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比如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整个国家的大环境和广西民院的实际情况，都局限了我们的发展，人才引进非常困难，就连自身的师资都难保不流失。2000年之后各方面条件大有改观，我们的办学效果也就慢慢显现出来。如果说我有什么成绩的话，也只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，把师资稳住，没有变成一盘散沙。

我退休以后，古小松教授接任院长职务。当时主要是请他来协助发展非通用语种各专业的。他也做出了一些成绩，成为我们学校的一张名片。不过他在社科院的业务过于繁忙，做的时间不长。后来由黄秀莲教授接任，是我给学校提建议的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位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带头人。

说到这个博士授权点，除了大势所趋，跟我们这些年来的人才储备，学科发展的积淀也有很大关系。90年代初，博士是非常稀少的。时间倒退一点，80年代的硕士也蛮吃香；解放初期就更不用说了，中学生走在路上都是昂首阔步的，因为自豪嘛。可见，时代在发展进步，人才层次肯定要不断提高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另一方面，覃修桂教授做院长期间，也做了很多工作，带领外院人在科研方面取得很大突破，在人才引进方面也下了大功夫。张旭教授就是他引进的嘛，也是很出色的学科带头人，做院长以来，多方发力，组建了一支水平较高的教学科研队伍。相信我们外院，还有我们学校，都有能力向着更高的目标奋进。

朱:

非常感谢庞院长接受本次采访。相信外院将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，不辜负您以及老前辈们艰辛的付出。也祝愿走过70年风雨的广西民族大学再创辉煌。

（采访日期：2021年7月27日）

参考文献

1. 二十八画生.《体育之精神》[M].《新青年》,1917年第3卷第2期,第52-62页.

2. 刘金田.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[M].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7.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ⁱ 引自《体育之精神》，《新青年》，1917年第3卷第2期，第56页.此文是毛泽东主席以笔名“二十八画生”发表的体育专论.

ⁱⁱ 转引自《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》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7，第5页.

ⁱⁱ 此指2013年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通过国家验收，正式确立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学位授权点.